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纪念馆

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自1934年10月起，到1937年10月新四军成立止，距今已经70多年了。为大力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激励人民群众艰苦奋斗，促进“三个文明”建设，我们筹备了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历史陈列。
本馆陈列共分四个部分：(一)重大战略转变；(二)红军游击队的反“清剿”斗争；(三)艰难困苦的游击生活；(四)下山谈判，开赴抗日前线。
赣粤边游击区是南方八省十五块游击区的重要地区，它位于赣粤两省边区，东濒桃江，南接九连山，西邻褚广山，北近赣州。整个区域分北山区、油山区、信康赣区、南山区和上犹崇义区。中心在信丰油山。

第一部分  重大战略转变
大家知道，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致使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主力不得不撤出中央苏区进行长征。
(一)中共中央长征前的战略部署
为了使主力红军胜利突围长征，利于中央苏区开展游击战争，中共中央决定留下了以项英、陈毅为主要领导的中共中央分局、中央军区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机关，以及部分红军部队，在中央苏区开展游击战争。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则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于10月11日离开原驻地，开始转移集结。10月22日，分别在信丰百石、新田、古陂、石背、安息等地突破了敌人第一道封锁线，走上了长征之路。
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中央苏区的主要机关有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分局，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央政府办事处，以项英为司令员兼政委的中央军区，还有以阮啸仙为书记的赣南省，蔡会文为司令员的赣南军区等四个省委、省军区以及红24师等部队共三万余人，在中央苏区开展游击战争。
赣南省委为加强领导，坚持赣粤边的游击战争，于1934年12月在于都小溪成立了中共赣粤边特委和军分区，由李乐天任书记、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杨尚奎任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王龙光任组织部长，刘新潮(即刘建华)任少共特委书记，随即开往油山，在信丰糟里与信康赣县委和游击队会合。而坚持在瑞金、于都、会昌之间的红军部队，因没有及时转变战略方针，致使红军部队遭受重大损失。
(二)转变战略决策
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给中央分局发来电报，指示中央分局要彻底改变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把集中的红军部队分散到各地去开展游击战争。
1935年3月，项英、陈毅遵照中央电报指示，将被围困在于都南部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分九路突围出去。由于为时太迟，突围部队都被打散了。最后剩下项英、陈毅率领的一个营，突围时也被打散。在收容队伍时陈毅巧遇原信丰县委书记曾纪财，随决定化装成老百姓离开于都上坪，由曾纪财带路突围到信丰牛颈，于1935年3月底到达油山，在南雄廖地与赣粤边特委和红军部队会合。
项英、陈毅到油山后，在大岭下及时召开特委和军分区领导干部会议，听取他们三个月的工作汇报。项英、陈毅听后，赞扬他们站稳了脚跟，保存了力量，但对特委军分区干部盲目乐观情绪提出了批评。明确指出：敌军“清剿”在即，不能搬用苏区打正规战的方法，机关要精简，部队要分散。随即决定将集中在油山的部队暂时分散，以摆脱敌人对油山的包围。
为了贯彻党中央的电报指示，项英、陈毅于大岭下干部会后，率特委机关和部队立即离开大岭下，向北山转移。于4月上旬，在大庾县长岭村与先到达这里的蔡会文部会合。并在长岭村召开干部会议(即长岭会议)，蔡会文、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王龙光、刘新潮、李国兴、张日清等近70人参加了会议。会上学习了中央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的电报指示。项英在会上作了形势报告，他指出：中央苏区虽然丧失了，但主力红军的存在和游击战争的进行，必将推动新的革命形势的到来。陈毅在会上也讲了话，他说我们要对新的形势有足够的认识，采取新的斗争方式，积蓄和保存力量，粉碎敌人的“清剿”。会议提出以油山、北山为主要根据地，依靠群众采取灵活机动的方式，长期坚持游击战争。会议制定了“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方针。
长岭会议还决定恢复和建立赣粤边党组织，将红军游击队编成4个大队和若干小队，分散活动。
(一)派蔡会文率两个大队向崇义、上犹边境和湖南汝城、桂东一带发展；(二)派李国兴率1个大队到崇义文英、古亭一带发展，把北山与湘南联成一片；(三)派一个大队到洪水寨、娘娘庙一带坚持游击；(四)一个小队留北山，随特委活动；(五)1个小队到南雄西部活动；(六)派1个小队到信南扩大游击区。长岭会议从思想上、组织上为坚持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奠定了坚实基础，成为赣粤边游击战争的新起点。

第二部分  红军游击队的反“清剿”斗争
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是国民党军“清剿”与红军游击队反“清剿”殊死博斗的过程。国民党军凭借其军事上的优势，对游击区进行经济封锁和军事“清剿”，企图在短期内消灭红军游击队。由于项英、陈毅和赣粤边特委的正确领导，游击队紧密依靠群众，不怕牺牲，机智勇敢地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多次“清剿”。概括地说，大规模的“清剿”，粤军进行了两次，蒋军进行了三次。
(一)挫败粤军的第一次“清剿”
1935年3月，国民党军全部占领中央苏区后，即调遣兵力成立绥靖区，制定“清剿”计划，对赣粤边游击区实行河流、公路、碉堡三道封锁线，进行包围，计划用五个月的时间肃清游击队。
国民党粤军在完成封锁部署之后，便从各据点派兵进山“清剿”。
长岭分兵后，游击队按照项英、陈毅的布置，采取深度隐蔽的办法进行反“清剿”。一是化装成老百姓，以职业作掩护，使敌人军民难分。一是结庚认亲。刘建华认郭洪传母亲为干娘；一是化整为零，搭棚隐蔽。
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游击队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袭击敌人。1935年5月，油山游击队采取调虎离山的办法，天亮前奇袭南雄乌迳靖卫团驻地大田村，把团总邱光华从床上抓起来处决掉。同年5月的一天夜晚，游击队以“引蛇出洞”战术，将久攻不克的大余游仙圩碉堡打开了，歼灭保安团一个班。通过一系列的战斗，打乱了敌人的封锁线。
1935年10月，余汉谋部利用叛徒龚楚，率30多人伪装成红军游击队，于13日深入北山天井洞，诱骗后方主任何长林叛变，在龙西石以召开会议为名，胁迫游击队投降。游击队奋起反击，除八九人突围外，2个班全部壮烈牺牲。20日叛徒在搜捕项英、陈毅途中偶遇侦察班长吴少华，在叛徒的逼迫下，吴少华急中生智，鸣枪报警，使项英、陈毅和特委机关领导迅速转移，这就是后来说的“北山事件”。北山事件宣告粤军的第一次“清剿”失败。
(二)粤军第二次“清剿”的失败
北山事件后，项英、陈毅和赣粤边特委撤离北山，往油山转移。11月初，项英、陈毅在信丰潭塘坑召开特委、信康赣县和南雄县委联席会议，经研究决定采取转移党团组织，分散领导机关，加强党内思想工作和武装袭击敌人后方的策略，来对付敌人的再次“清剿”。领导分散的情况是：项英、陈毅留信丰县委，领导和指挥全盘斗争；李乐天带直属队去崇仙；杨尚奎、陈丕显到南雄县委；王龙光到大龙中心区委；刘新潮到信丰上乐地区。为了加强相互联络，特委在潭塘坑设立了交通总站，由李绪龙任总站长，下分四条交通干线通往各地。特委还在上乐设立油印处和交通站接头处。
1935年12月8日，国民党江西第四行政区为配合粤军“清剿”，再次颁布“清剿”计划，将信康赣余边区划为重点“清剿”区。次年2月国民党军实行“移民并村”，封锁山坑，断绝群众与红军游击队的联系。由于特委事先作了布置，各地党团组织利用敌人移民并村的时机，重新编组党团支部或小组，重新编组后，信丰坑口、长安、中村、莲蓬坑、大余杨柳坑等一些大村庄，都保持有党或团的组织。1935年12月26日信丰游击队员朱赞珍处决国民党大余新城谍报队员、铲共义勇中队长刘义训，就是在杨柳坑地下党的配合下进行的。
为了夺取国民党基层政权，游击队派未暴露身份的地下党员去充当国民党的保长、甲长，或采取灵活政策去争取国民党保甲长中立，为游击队做工作。1936年2月5日，国民党军强迫信丰、南康、大余等县群众分8路向游击区抄山，保甲长通知群众，群众则通报游击队。特委联席会议后分到各地的领导，积极发动组织群众开展反“清剿”活动。陈丕显在油山组织贫农团，发展党团组织。信丰游击队外出到西牛骚扰敌人据点，信南游击队袭击祭上后又攻击社迳圩，活捉土豪叶南山。在游击队的积极活动下，信南工作团改成了信南县委。
(三)两广事变发生，游击区域扩大
1936年6月1日，中国的西南地区发生了“两广事变”，国民党广东军阀陈济棠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以北上抗日为名，把他们的军队改称“抗日救国军”，出兵湖南，粤军便撤离赣粤边。国民党粤军的第二次“清剿”无形取消了。这时，赣粤边特委及时召开特委和游击队干部会，提出“全国联合一致打日本”的口号，发表了为《两广事变告群众书》，积极开辟新游击区。于是信南游击队袭击崇仙黄柏山，信丰游击队在内星村开展抗日宣传，7月中旬，信南游击队从定南大汶分三路出击，打决坑、大竹园，打信丰龙州等。7月26日，信丰游击队乘夜袭击新城区署保安队部。到1936年8月，赣粤边游击区东边扩大到赣县王母渡，南边扩大到信丰龙州、隘高，西边到南雄横水、百顺，北面到洪水寨、南康李村、贤女埠等地。游击区范围比1936年8月前扩大了一倍多。
(四)蒋军接防后第一次“清剿”失败
蒋介石念念不忘“剿共”，于1936年8月12日，亲自命令他的嫡系部队第46师从福建上杭开赴赣南“清剿”游击区。8月底，蒋军第46师在保安团的配合下，开始了他到赣南后的第一次“清剿”。
为粉碎蒋军的“清剿”，项英、陈毅在信丰滴水垅起草了一个“九月决议”。决议指出赣粤边游击区的总任务是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并开展游击战争。要求各地党组织和游击队放手开展“两面政权”工作，粉碎蒋军的“清剿”。会后，游击队分四路出发，开展抗日宣传。
1936年10月初，信南游击队在定南嶂上捕杀了该县劣绅钟国容。中旬，北山游击队袭击驻上嵩保安队，缴枪10余支。接着又袭击南雄梅岭乡公所，击毙乡长，打死乡丁20多人。11月28日，国民党保安司令部，将赣粤边游击区划分为四个“清剿”区，从12月10日开始，限四个月内消灭红军游击队。可是刚开始二天，就发生了“西安事变”，国民党军被形势所迫，暂时停止了对游击区的“清剿”。蒋军接防后的第一次大规模“清剿”失败了。
这时游击队听说蒋介石被抓起来，产生多种思想认识。项英洞察形势，及时撰写《关于西安事变》一文，号召赣粤边军民拥护东北军和红军联合抗日。提醒大家不要盲目乐观，做好军政训练，准备粉碎蒋军新“清剿”。
果然不出所料，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实行北和南剿的方针，加紧对南方各游击区的“清剿”。1937年1月中旬，第46师在保安团和“铲共义勇队”的配合下，再次向赣粤边游击区发动大规模“清剿”。这次“清剿”手段是强迫群众日夜不停地抄山、烧山。组织谍报队侦探游击队踪迹。由于游击队和地下党组织事先做好了工作，群众积极配合游击队反抄山、烧山。在项英指示下，南山和北山游击队积极活动，箝制和吸引敌人。同年春，信丰西区和北区的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地闹春荒斗争。闹得敌人赶快把山里的部队调了出来。项英就是这样在大余新城鹅弯里一户群众家里躲过了敌人的大抄山。
1937年5月1日，敌人利用叛徒制造了“梅岭事件”。 阴谋捕捉项英、陈毅，幸亏哨兵鸣枪报警，才使敌人阴谋未得逞。5月中旬，信南游击队在全南白石下伏击国民党保安12团1个中队，毙敌10多人。国民党军向游击区大规模“清剿”再次失败。
梅岭事件后，项英从一位保长那里得知蒋军要再次向游击区发动大规模“清剿”。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则采取“剿抚”兼施的办法，特委作了反“清剿”的相应部署。正当敌人加紧“清剿”时，卢沟桥事变爆发了，在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强烈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形势的逼迫下，国民党第46师于1937年7月11日停止了对赣粤边的军事“清剿”。至此，赣粤边游击区渡过了艰难的岁月。

第三部分  艰难困苦的游击生活
    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在三年血战中，历尽千难万险，其艰苦卓绝的游击生活是一部惊天动地的不朽史诗，孕育出豪气入云的革命精神。
(一)冷食充肠消永昼
由于敌人的封锁，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在三年中所遇到的艰难困苦，使人难以想象。陈毅在游击词中写道：“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还有“叹缺粮，三月肉不偿，夏吃杨梅冬剥笋，猎取野猪遍山忙，捉蛇二更长。”。
住的就更不用说，由于敌人的搜剿，山里有屋不能住，只能在深山搭棚子。后来敌人抄棚子，游击队就每人发一把纸伞，大树底下一撑靠着树就睡，但纸伞容易烂，又改用布，把四个角往树上一挂，盖上油纸，就可避风雨，敌人一来收起就走。陈毅在回忆中说：整年整月在外面跑，山里睡，全身都是泥巴，两个月没干过，象野兽一样，完全不是人过的生活。在诗词中写道：
“夜难行，淫雨苦兼旬。野营已自无蓬帐，大树避身待晓明，几番梦不成。
(二)血雨腥风应有涯
    红军游击队之所以能有如此顽强的革命斗志，主要是在他们的心目中树立了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在政治上反对失败情绪。他们知道，苏区虽然失掉了，但主力红军存在和游击战争进行，中国革命正在新的条件下发展。尽管国民党军进行反面宣传，利用叛徒破坏，都不能使游击队屈服。同时，在红军游击队内部，经常开展反叛徒斗争的学习讨论。刘伯坚烈士的《带镣行》和陈毅的《梅岭三章》充分说明游击队员们的追求和信念。
(三)生为革命死不哭
红军游击队有了这种矢志不移的坚定信念，不但能克服一切困难，而且能勇于献身，在陈毅《无题》诗中“生为革命死不哭”，更表现了红军游击队的英雄气慨。
赣粤边特委书记李乐天，在信丰坳背负重伤后，仍然掩护身边的同志突围，为免被俘，把剩下的最后一颗子弹，射向了自己，为人民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大龙中心区委书记曾纪财，在担任代英县委书记时深受“左”倾机会主义的迫害，仍坚持革命不动摇。在惨无人道的酷刑下他大义凛然地训斥敌人：“如果我抓到你，决不审问，马上就把你枪毙!”何等的坚强！阮啸仙、刘伯坚、梁柏台、蔡会文等烈士，都是铁骨铮铮的共产主义战士。
(四)人民支援永不忘
在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中，游击队员都知道紧紧依靠群众的重要。没有群众的拥护和参加，游击战争就失去了基础。
朱乙妹是信丰上乐的基本群众，早在1930年她丈夫就参加了革命，她深深懂得红军游击队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斗争的，所以当她碰见敌人搜村时，就能不顾自己的安危，大声叫喊白狗子来了！通知村里的游击队转移。还有南雄的谢妹子，信丰黄坑口的壮婆娘，她们想尽一切办法为游击队送饭、送米。大余的周蓝嫂，也是游击区的基本群众，她为陈毅养伤长期坚持送饭、送情报和寻找草药，为陈毅治腿伤。信丰牛颈曾纪财岳母，为项英、陈毅突围去油山做了送粮食、找交通、探情报等重要工作。还有游击队所需要的电池、胶鞋、纸张、笔墨、银元、报纸等物资，都是群众支援的。而游击队却始终遵守纪律，不白拿，群众捐了款或粮，一定写给欠条或收据。
陈毅在游击词中写道：“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革命强中强。”体现红军游击队和人民群众鱼水相融的密切关系，也是我们党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我们一定要继承和发扬。

第四部分  下山谈判，开赴前线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国的政治形势起了新的变化，国内阶级矛盾降到次要地位，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赣粤边游击队终于熬过了艰苦的三年，迎来了新的革命高潮。项英、陈毅在与党中央三年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通过各种途径探听到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从香港出版的《新学识》杂志中，看到毛泽东在延安所作的《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了解到党中央新的政策，不失时机地掌握斗争主动权，及时组织党员和干部学习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中央通电指示)，项英自己也撰写文章《中国新的革命阶段与党的路线》一文，供游击队员学习，以提高思想，统一由反蒋抗日转变为联蒋抗日的认识。
1937年8月，赣粤边特委和红军游击队联合发表宣言。并散发《告赣南民众书》，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停止“清剿”游击队，呼吁团结抗日。但国民党蓄意制造矛盾，造谣污蔑说游击队投降了，9月8日，陈毅先后写信给国民党信丰大小窝区和大余县长彭育英，严厉驳斥了这种谬论。经过一番斗争，国民党大余县政府终于9月30日派代表到池江区署与陈毅谈判，初步达成了七项协议。
9月20日，项英到大余会见了彭育英，次日由彭育英陪同到达赣州与国民党赣州行署代表谈判。24日，项英由赣州到南昌后，首先致电党中央叶剑英、毛泽东，恢复了中央分局与党中央的联系。接着项英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代表谈判。解决了南方其他地区红军游击队改编等问题，并以中央分局名义写信给各地红军游击队，传达党中央关于红军游击队改为抗日救国武装的指示。
10月初，项英带着党中央的文件回到油山，召开了赣粤边游击队代表会议，讨论有关改编事宜，接着派人到各游击区联络下山改编事宜。2日，陈毅到小江，随后到赣州、兴国、吉安、湘赣边游击区等地联络，陈丕显到广东南雄联络。同月2日，经国共两党谈判，达成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等(即新四军)协议。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新四军在南昌设立了军部。
同时，赣粤边游击队逐渐下山集结，进行了军事政治训练。将各地(含湘南)汇集在池江的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二营，于1938年2月15日离开战斗了三年的赣粤边，浩浩荡荡地开赴抗日前线。